凶嫌疑有精神疾病，受害这父母希望凶嫌处绞刑，一命偿一命！交大法学教授谈“精神异常”与“无罪”

亚洲警察学会秘书长叶毓兰在个人脸书写下：“虽然这个命案发生后，小英总统、苏贞昌院长、台南市长、教育部长、内政部长，还有，长荣大学校长都道歉了，但是，锺妈妈和锺爸爸希望凶手“一命换一命”的诉求，一定不会成功，除非请大马政府要求将凶嫌引渡到马国受审!

因为锺爸爸、锺妈妈希望掳杀性侵爱女的渣男梁育志会受到绞刑的制裁，这个心愿在台湾几乎是不可能会实现的。因为梁男过去有偷窃女性内衣裤的前科，精神科医师都说这是“特殊性偏好症”，易言之，他有病！在台湾，像他这样绝对不会处以死刑，虽然我们知道他很渣、很可恶，而且非常可能再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希望大家都能记住教训。也别忘了，除了锺爸爸、锺妈妈之外，还有个潘晓颖的爸爸妈妈，都是被害人家属，不应该被大小眼对待！归仁分局长下台一鞠躬了，希望台湾的治安就此一帆风顺。”】

图片来源：新头壳newtalk、自由时报

铁路警察李承翰2019年7月在自强号上处理补票纠纷，却被郑姓凶嫌突然拿出尖刀猛刺，送医不幸殉职。嘉义地院在昨日以郑嫌有精神障碍，达到心神丧失的程度，故而判决无罪，引发社会舆论沸腾。

因精神疾病而导致的犯罪，姑且不论在量刑上涉及是否能判死刑的争议，在前阶段要判断行为人是否具备负担刑事的责任能力，就是难中之难。

我国之前最争议的案件之一，就是1998年在北一女校门外向许多下课学生泼洒硫酸的何美能案。该案缠讼8年，台大医院和市立疗养院的精神鉴定结果认为她罹患妄想症，行为时欠缺辨识和控制能力，故而数度获得无罪判决，但在更审数次后，最后最高法院认同高院见解，认为何美能在行凶时，仍知道用杓子来舀硫酸保护自己、避免自己被硫酸侵蚀受伤，所以并非完全没有辨识能力达到到心神丧失的地步，判处其六年有期徒刑定谳，何嫌最后也入狱服刑。但是，被她伤害多达20余名同学，却必须经历复原、整容、植皮等治疗与漫长的心理的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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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异常犯罪在各国都是一样棘手，以美国为例，1980年代刺杀雷根总统的凶嫌也因为精神异常而得到陪审团给予的无罪认定，一样引发轩然大波，但这也导致了美国法后来全面检讨法律上心神丧失无罪的标准。本次案件或许是全面检讨我国精神异常抗辩的重要契机，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进行思考：

第一：社会大众对于“无罪”的认识和法律人有重大落差。刑法上的“罪”，指的是有能力负担罪责。精神异常到心神丧失者，由于没有办法负担责任，所以才会“无罪”，无罪并非指行为人“没有做错事”，只不过行为人“因为有病所以没有负担责任的能力”。美国法上也有一样的困扰，所以后来有的州改使用“有罪但精神异常”的用语(guilty but mentally ill or guilty but insane)，避免造成大众的误解与情绪的大反弹。

第二：不论是法官或陪审团，在此类案件会高度仰赖精神鉴定的结果，但是，精神医学和法律判断间需要有桥界和转化，尤其在刑法上是要做“有能力”“无能力”、这种必须“一刀切”的判断，但是在精神医学上，精神疾病却可能是一个光谱，只有渐层深浅，而不是非黑即白。

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

■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不罚。

■行为时因前项之原因，致其辨识行为违法或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显著减低者，得减轻其刑。

所以，究竟严重到光谱的哪一个点，必须被认为是“没有责任能力”，这还是必须由法官或陪审团来判断，不能全凭精神鉴定结果。例如行为人罹患妄想症，但在行为当下是否完全达到没有辨识能力、不必负担刑事责任的程度，这一点仍然要由审判者来判断。所以，如果判决全然接受鉴定结果，而欠缺桥接转化为法律判断的过程，这个判决的说理就显然有不足，也等于是审判者弃守了该有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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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监禁治疗，在美国法上称为民事拘禁（civil commitment） ，虽然是一种社会保安处分的性质，但也兼具对行为人的强制治疗，因此，究竟行为人要接受多久时间的强制隔离，一样要遵守正当法律程序，例如专业的评估、有律师协助辩护。另外，如果政府认为有长期隔离治疗的需要，政府的举证责任也需要达到证据清楚明确（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的程度，而非法官在看取鉴定报告后，任意决定一个隔离治疗的期间。我国现行法以隔离5年为上限，应考虑延长，且强化程序。

本人也曾遭受过精神异常者的攻击，虽然可以同理对方出于疾病之不得已，但其行为确实对他人造成伤害，难以原谅，将心比心，家属的伤痛可以理解且令人不忍。是以，本案所凸显的法律问题更需要处理，因为法官依法审判，如果问题在法律本身，光是责备司法责备法官毫无帮助。我们必须以案件来反省社会和法制的缺失，尽速改进，才能还给受害者公道，不让李警员的生命白白牺牲。

【林志洁】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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