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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健康／阿里．可汗，美国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公共卫生准备暨应变前主任
席卷全球的SARS恐慌
根据正式的纪录，肆虐亚洲，扫过北美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登记在案的第一个病例发生在中国广东省，那是二○○二年十一月中，病人是农民，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后旋即死亡。
最先把这名农民的死因和当月后来出现的趋势联想在一起的，是加拿大的卫生情报监视系统“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这种采用多种语言的互联网监视系统是世卫组织全球疫情警报和应变网络的一部分。系统由广东报纸上搜寻到“异常呼吸疾病疫情”的报导，然后把分析送往世卫组织，只是报告是用中文撰写，而且只有一小段译为英文，一直到一月底才有英文版，尽管如此，这个人口达十三亿的国家每天有多种警报，这次“异常”的爆发，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中国官方也讳莫如深。根据他们的传染病防治法，这样的疾病应列为各省机密，直到“由卫生部或由卫生部授权的机构宣布为止”。官方封锁了这样的新闻，更糟的是他们不了解疫情的规模，未能做彻底的调查。
一直到二月十日，中共才全盘托出，向世卫组织报告共有三○五个病例(包括一○五名医护人员在内)，五人死亡，全都和同一定义模糊的怪病—非典型肺炎相关；不过也没有人能确定，因为没有人能指出他们所面对的究竟是什么疾病。
二月初，“致命流感”的消息就透过手机简讯在广东流传，当地媒体为安抚人心，承认有这个疾病，并列出所谓的“预防措施”，比如用醋熏的方法来消毒空气。居民都赶去药房，把货架上的抗生素、流感药物和醋抢购一空。
只有在事后回顾起来，才看得出这次的疫情和即将来临的风暴相关。
二月十九日，香港出现H5N1 的禽流感群聚，病毒源自一名住院的九岁儿童，其父亲和姐姐刚因不明原因死亡。这些病例值得注意，因为他们代表感染了人畜共通的传染病病毒，但和更大规模的疫情并不相关。只是，这的确让公卫圈至少暂时被误导，以为发生新的流感大流行。
接着在二月二十一日，曾在广东治疗SARS病例的六十四岁中国医师刘剑伦抵香
港参加外甥的婚礼，住进九龙京华国际酒店九一一号房。尽管他的呼吸道症状已经出现一周以上，他却觉得自己很健康，可以和妹夫一起旅游、购物、观光。二月二十二日，他赴广华医院求诊，住进加护病房。他告诉医师说，他很可能遭到自己在广东救治的疾病感染，恐怕无法幸存。
长住上海的四十七岁华裔美籍商人陈强尼正巧当时也住在京华国际酒店九楼，就在刘医师房间对面。他在二十三日前往上海和澳门，之后搭机往越南。二月二十六日他开始发病，住进河内法国医院，由世卫组织的传染病专家卡罗．欧巴尼(Carlo Urbani)诊治，他也是头一位看出这个病并非流感或单纯肺炎的医师，并把这非典型的呼吸道疾病通报世卫组织，并敦促越南官员筛检搭机抵达的乘客。
在香港，也有更多人赴威尔士亲王医院求诊，其中许多是医护人员，他们都出现同样的症状：呼吸窘迫、发烧，胸部X光异常。他们的肺里都是液体，意即空气无法进入肺泡—实际交换氧气的小囊泡。
更糟的是，这种疾病不像埃博拉病毒那样一开始就很明显，也不需要亲密接触就能传播。即使感染者的病毒已潜伏或散播，依旧看不出什么症状，住进旅馆的刘剑伦，或是搭机四处旅行的陈强尼都是如此。因此亚洲各地陆续有许多人出现发烧、干咳、肌肉疼痛、血小板和白血球数量降低，到最后发展为双侧肺炎。
这些症状的严重性，以及有医护人员受到感染，让全球卫生官员感到震惊，担心会出现另一种新兴肺炎流行病，不过这些病例是否互有关联还不得而知。
此时在香港已有四个医院五十三名病人出现病征，其中三十七人肺炎。病人接受抗病毒药物Ribavirin 和类固醇治疗，但医护人员、病人家属和其他医院访客依旧出现二次传播。新加坡和台湾，甚至远至加拿大多伦多也有出现病例的传言。
三月十四日，由香港赴北京的中国国际航空一一二班机上，共有十三名乘客受到感染。此后机上疫情不断，众多机组人员受到感染，使得空中旅行差点关闭。次日，世卫组织的海曼医师甚至发布罕见的旅游建议，引起全球回应，提醒某些国家必须诚实报告境内的情况。这种言所应言，不顾世卫组织风向的作法，是这波疫情中最有勇气也是最关键的公卫决策，很可能防止了疾病在医院外的社群中传播。
海曼医师也以这个病的征候为主，为这个怪病取了名字—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称之为“举世健康威胁”。
检视胸部X光时，你会看到左右两大片黑色轮廓，如果肺叶的气囊里充满了脓，两大叶就不再是黑色；因为这些气囊，也就是肺泡，里面都是脓汁，X光照出来就变得比较白。如果有病毒感染引起肺炎，通常在开始的时候，感染不是发生在肺泡，而是在周遭的细胞。所有的空间都是感染的细胞和脓，X光看起来就是斑点。不过到最后，都会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肺泡和周遭细胞看来都一样。
五月下旬，对于SARS究竟由何处开始，我们终于有了线索。由广东市场上贩
售的野味中发现，可以由白鼻心身上隔离出SARS 冠状病毒，尽管这种动物未必会显现临床症状。上万只白鼻心因此遭到扑杀。后来也可以在貉、鼬獾和家猫身上发现同样的病毒。
到二○○五年，有两项研究在中国蝙蝠身上发现许多像SARS的冠状病毒，可能就是它们感染了中国活畜市场的动物。
二○○三年七月九日，世卫组织宣布疫情已获控制。尽管如此，六个月后在中国依旧冒出了四个新病例，只是这几例感染是直接来自市场和餐厅笼子里的麝猫。另外还有三个稍晚发生的感染是出于实验室意外和在中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倒楣遭遇。
一直到二○○四年五月十九日，也就是在SARS最初报导的一又四分之一年后，
世卫组织才宣布中国不再有SARS。总计起来，这次的大流行总共在三十七个国家共造成八千零九十六个病例，七百七十四人死亡，全球此病的花费估计达四百亿美元。
时间快转十年，到二○一五年，韩国一名游客到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诸国旅游，感染MERS (中东呼吸症候群，SARS的近亲，也是由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回到韩国后，在二十多家医疗诊所引发一连串的感染，最后造成三十八人死亡，共一百八十七人受感染。韩国-因重蹈SARS覆辙而遭受批评，其疏失包括未能立即告知并教育民众，以及检疫措施松散。在本书写作之际，MERS已由中东蔓延到十六个国家。
大部分的MERS病例都发生在沙特阿拉伯，因受感染的单峰骆驼导致(骆驼
则可能是由蝙蝠传染)。不过有四成的病人和骆驼或医疗机构都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被标为首发病例。在这个沙漠王国，MERS是否已成为肺炎的主因，对医疗单位和游客都造成威胁？在非洲，受感染的单峰骆驼会不会造成那块大陆的疫情？
SARS是否是极其少数被收回瓶中的精灵，如今的MERS是否是更大的全球威胁？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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