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资深科学家Eric Toner，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接受《Business Insider》访问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瘟疫时代”。而同样在今年初，由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也将传染病列为全球必须关注的风险，显示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对于人类社会经济将带来愈来愈严重的冲击。

全球化“加速扩散”疫情速度与广度

提出人类正处于瘟疫时代的Eric Toner，认为“全球化”是疫情大规模扩散的主因，事实上这样的说法，也可以从不同层面得到验证，比如1月26日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工程中心所提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扩散模拟”，其模型的核心，便假设了一个由飞机所建构的一个“全球人口网络”，而城市就是这个全球网络的节点，人员流动最多的城市，便被预测成为受疫情扩散最严重的地方。除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事实上香港公共卫生学院在1月30日时，也在期刊上，针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影响性进行预测，其中也同样撷取了“飞机航班”的人员流通数量来评估病毒在全球的传播情况。

无可讳言地是，全球化的跨国社会经济体系，加快了人员流动的同时，也驱动了“病毒”大规模的扩散。这也是为什么新型冠状病毒在2019年末于中国武汉爆发之后，便在数天之内就扩散到了全球各地。如今除了中国，多数受到疫情冲击的城市，恰巧都是与中国有着较高经济连带的地方，这也不难去解释，为什么航空货运、海运等会是首波受到严重冲击的产业。

环境破坏增加人类“接近病毒”的机会

不过，全球化仅能说明疫情何以大幅扩散，它并不能解释何以有愈来愈多“人类与动物共通传染”大量的出现，包括1976年发现的埃博拉病毒、1997年的禽流感、2002年的SARS、2009的H1N1，或是近几年的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以及如今仍在全球扩散的新型冠状病毒都属于人类与动物共通传染病。对此，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以Dennis Carroll为首的科学家，2018年2月份曾在《科学》期刊针对这些与人类、动物之间扩散的病毒进行研究发表，他们指出那些对人类生理造成危害的“新兴病毒”，多数上早已是其他动物身上的“常住居民”，这些病毒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早已与宿主呈现和平共存的关系，而蝙蝠就是一个直接的案例。

其实多数致命的病毒病不是“新的”，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人类因经济活动关系，人类让自己与家畜，离这些宿主愈来愈近，同时也让自己暴露在病毒感染范围中。包括林地开发、野生动物猎捕，都持续让人类愈来愈“靠近”这些病毒。

表一：人类与动物共同传染病。资料来源：WHO、CDC、Shayanne Gal, 2020, One chart shows how the Wuhan coronavirus compares to other major outbreaks and pandemics in the last 50 years.

集权化的中国政治体制与没有“知情权”的人民

但，如果要解释中国武汉难以控制的疫情，不能单就全球化、环境破坏来解释。

中国的集权化、封闭性的政治体制，可能才是让疫情变得难以收拾的主因。事实上，早在2017年时，《自然》期刊上，就曾有一篇撰文，针对中国武汉的P4生物实验室提出疑虑，这一间实验室是中国境内具生物安全4级认证的实验室，2015年竣工之后，便被预期执行高风险性的生物病原体研究。比如2015年于《自然》期刊上发表合成类与于SARS冠状病毒的论文，或者是2018年“蝙蝠冠状病毒及其跨种感染研究”都曾有此一实验室研究员参与。

不过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内容，而在于支持这样一个高风险的实验室，除必须仰赖高度专业与严谨的管理制度外，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资讯透通”与社区“知情权”，根据中国提出的资讯第一个病例出现在12月上旬，且患者皆与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有过接触史，但1月24日发表于《刺胳针》期刊上，针对41名患者临床特征的研究中，便提出最早于12月1日发病的患者事实上并未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而且按照病毒10到14天的潜伏期来估算，疫情可能早在11月或更久之前就已经开始扩散。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中国疫情会受到大量海外质疑的主因。

多重化的原因导致中国疫情失控

如果要探究新型冠状病毒如今在全球扩展的成因，绝对是多重因素结合而成的结果，全球化、环境破坏是疫情出现的远因，但真的让疫情失控的则是中国集权化、高度权力封闭政治体制，这样体制会让真实资讯的传递被延缓、被掩盖，而缺乏开放与言论自由的结果，不仅无法抑制疫情的扩张，更可能成为疫情全球爆发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