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杀人案屡现，为了这些枉死的孩子们，死刑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近几年的随机杀人案，社会越来越人心惶惶

2012年游乐场男童割颈案、2015年北投女童割喉案、2016年内湖小灯泡事件，或是是2014年发生的北捷随机杀人事件，近几年这些令人难过又愤怒的事不断发生，特别是这些孩子来不及长大就失去了生命，大众更是悲痛不已，就被害者的角度来看，死刑，似乎是能够解决人心里的苦痛、和大众愤怒情绪的唯一方法。

关于台湾死刑，你需要知道的事

马来西亚女大生父亲的一句：“一命还一命。”对于许多人来说，给此事件的被害人直接判处死刑，确实能让这件事有个公平的结尾，然而在台湾，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1. 先看看台湾法律怎么说

根据中华民国死刑制度，台湾从2006年起，已经没有“唯一死刑”的罪名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罪可以让法院直接判处死刑，但还是有大约50条罪名，经过各层审判、考量，最终是可以判处死刑的，而这50条罪名当中，除了军事法以外，有包含刑法中的普通杀人罪、强盗致死罪等等，在马英九总统任职期间，共有33位死刑犯执行死刑，而在蔡英文总统任职期间直至目前则有2位，皆是因杀人、性侵、强盗等原因，而近几年最为人关注的案件，便是北捷随机杀人案的郑捷，在2016年已执行死刑，在判决文当中，因认为不须考虑郑捷的“有无教化可能性”而判处死刑。

2. 东亚、东南亚、东北亚国家死刑存废情况

联合国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死刑存废形况，分类为下列四种：

1. 法律上已废除死刑：在东亚，目前只有菲律宾与东帝汶两个国家已在法律上明文废除死刑。

2. 保留特殊死刑：除位于中亚的以色列会在战争时期保有死刑之外，东亚目前没有保留特殊死刑的国家。

3. 法律上维持死刑，但已至少十年以上未执行，或处于中止状态的国家：如韩国、老挝、缅甸等国家。

4. 法律上维持死刑，近几年仍有执行：台湾、中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北朝鲜等，其中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使用绞刑的方式。

有精神病就不用死，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每每听见罪犯因精神疾病，而不用判处死刑时，大众往往是义愤填膺的，当台南女大生事件的梁姓罪犯，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因此不会被判死刑时，网友们、妈妈们更是不断地谩骂、批评，叹：“精神疾病真是张无敌的自保书！”“杀了人才说有精神疾病，那杀人是不是都不用偿命了？”“为什么纵容精神病滥杀无辜？”（节自妈妈经脸书粉丝团“凶嫌疑有精神疾病，受害者父母希望一命常一命！交大法学教授谈‘精神异常’与‘无罪’留言）

精神病不用死，这样的判决依据到底从哪里来？其实，是在2009年台湾签订两条国际公约后造成的结果，这两条公约分别是《公民政治权利公约》(ICCPR) 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生命权、人权，对于台湾的死刑、同性婚姻等敏感议题，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而在台湾，对于解释两条公约的一般性意见书里，特别提到对于未成年人、孕妇以及精神障碍者不能够施行死刑，因为这样的明文规定，只要杀人犯一被检查出有精神疾病，就无法判处死刑。

无期徒刑还可能放出来，社会大众的忧虑

根据中华民国刑法第77条，这些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杀人犯们，若有悛悔实据者，25年后可申请假释，也就是在25年后是有机会被放出来的，而这也是许多民众最忧心的一点，如何确认犯人有悔过的实意？如何确认放出来后是否改过自新？如果这个杀人犯被放出来后再次犯案，岂不是有更多人受害？当同样病态的人看见犯罪不用死，还有机会得到自由之身，模仿著去杀人怎么办？民众担忧：我们的安全、孩子的安全怎么办！

1. 用死刑来遏止“模仿效应”？

死刑也许确实可以带来杀鸡儆猴的作用，但并不是每一个死刑都能带来这样正面的效果，在北捷杀人案的凶手郑捷被枪决之后，社会上仍旧不断地发生路上随机伤人、杀人的案例，如淡水少年随机砍伤学童事件、中坜男子随机拿安全帽打伤女童事件、与台铁警察遭乘客刺死案件，这些事都是发生在郑捷被执行死刑之后，所以，无论是否判处死刑，社会上仍可能发生相同手法的犯罪事件，模仿效应确实会发生，但死刑却不一定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根据法务部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研究指出，自2009年来，台湾国内随机杀人案件的次数，是呈现增长趋势的，究竟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为何？研究指出，大众媒体也对模仿效应造成不小的影响，由于报导过于详尽，让有心者易于学习，且随机杀人犯普遍并无悔过之意，媒体的大肆采访也隐约加强犯人的犯罪成就感，以至于在社会角落衍生出一股盲目追随的力量，造成模仿效应发生。

2. 所谓“可教化”的可能性

“有无教化的可能性”是台湾目前在判断一犯人是否会被判处死刑的一个重要依据，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医学或是心理学上的概念。然而，由于台湾对于犯罪预防是使用“特别预防”理论，也就是期盼透过对犯罪人的矫正、处罚来改善他们的再犯，因此自2013年起，判决一个犯人是否需处以死刑，除需先确认犯罪情节达到死刑界线，接着还需确认“是否有教化可能”来当作死刑回避的原因，有机会对犯人进行矫正，“教化可能性”变成了一种需用实证调查来提出的待证事项。

然而，虽说需使用“实证调查”，但整个调查的过程仍旧存有许多争议：

(1)“教化”一词定义不明确
在台湾的法律当中，并没有明文说明“教化”一词代表什么意思，只说视行为人改善、矫正，然而是指道德情操方面改善，抑或是看犯人在监狱当中的行为优良判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

(2)实务定位不一致
在许多判决当中，常因“罪犯有教化可能之证据”而能够免于死刑，然而，也有判决指出“罪犯没有无教化可能之证据”，仍旧处以死刑，在判决不一的情况下，无法确认“有无教化可能”究竟是用来回避死刑，还是选择死刑。

(3)鉴定的实证方法标准不一、时间紧凑
自2014年起，台湾引进较为科学的方式，来调查犯人是否有教化可能，其中一方法是利用大量与罪犯相关者沟通，如家人、朋友、同事等来了解罪犯的个人生活样态，且过去考试的成绩、老师评语等也会纳入考量，最后，针对罪犯矫治的可能、再犯的可能、再社会化的可能，三者来做评估，写出一份报告交由法官作最后判决，但由于时间考量，法院催促之下，许多心理医师基本上两周内须完成所有的调查，是否太过草率，或是当中是否有遗漏之处也不得而知。

死刑还能与“政治操作”扯上关系！

台湾曾经暂停执行死刑，然而在恢复死刑时，总与政坛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时间上有关联，因此，许多民众也会推测，政府执行死刑，是否也有“政治操作”的嫌疑？

从《我们与恶的距离》看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剧当中，讲到一个随机杀人的案件发生，造成几个家庭破碎的故事，除了被害家庭的痛苦经历，在剧中犯下此举的杀人犯家庭，几乎也是瓦解殆尽，原本经济就不是非常富裕的家庭，因家中出现一个杀人犯，全家不得不隐藏自己，父亲酗酒、女儿被赶出家门，家里全靠一位伤心欲绝的母亲支撑，曝光后，整个家庭被社会谩骂、唾弃，却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为何做出此举，最终被判处死刑，也是在全家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一个社会因随机杀人所产生的伤害、影响，值得整个社会探讨与反思，死刑的存废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也确实需要社会冷静思考、讨论。身为妈妈们，为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长大，更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参考资料：
曾文钦随机杀人事件 https://reurl.cc/8nL7DM
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 https://reurl.cc/bRaxWl
台北市文化国小袭击事件 https://reurl.cc/VXQe0Q
内湖无故冤杀事件 https://reurl.cc/GrLD5d
有无教化可能 https://reurl.cc/R1EDez
连续随机杀人案件背后的社会警讯 https://www.cprc.moj.gov.tw/media/7532/581283115404.pdf
各国死刑列表 https://reurl.cc/A8LDjZ
马英九至今台湾死刑犯列表 https://reurl.cc/WLM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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